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制度作为在我国外汇资本项目可兑换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境内资本市场活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始于2010年底上海率先推出的一项为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提供便利路径的试点政策创新。经过逾十年的发展，随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法》正式出台，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也持续深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台得以拓展。与之相呼应，各地QFLP试点政策也不断推陈出新、迭代演进。在近几年的多个地方出台或重新修订的QFLP试点政策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变化是QFLP试点项目的应用场景不再局限于“对非上市企业股权投资”，QFLP基金可以从事的投资范围逐步扩大。 纵观国际，另类投资管理行业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私募债权（Private Credit）、S基金（Secondary Fund）、困境/特殊资产（Distressed/Special Situation Assets）、地产基建（Real Estate & Infrastructure）、对冲基金（Hedge Fund）等另类投资策略资产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青睐，行业整体管理资产规模飞速攀升。许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另类投资机构积极将目光投向中国，我们频繁收到相关客户关于QFLP基金可否成为其在中国展开特定类别投资活动平台的问题。

很难想象，一个特定类别的争议一年中全国只有一件公开实体判决，但却在裁判理念与未来发展方向上发生着重大变化。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2022年恰是这样一个特例。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过去一年我国债券虚假陈述审判工作的基本理念与重要共识逐渐形成。十年之后，当行业与学界回顾相关司法实践的发展历程时，可能会认为自2023年开始多个开创性判决陆续做出，是对此类争议司法实践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年份。但是在笔者看来，2022或许才是债券虚假陈述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风云涌动的关键一年，而2023年的硕果主要源于过去一年的积累。 因此，本文基于个人视角与实践观察，对2022年我国债券虚假陈述争议解决领域的关键进展与问题进行梳理，也作为我们过去一年重要工作的总结。

穿透式思维仍然在监管、司法领域被贯彻推行。各级法院总结的典型案件中都能看到穿透式思维的身影，穿透式审判对各类案件走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目之所及的未来，这一趋势仍然存在。金融资管类案件中的主旋律仍然是“尽职履责”。从资管到证券合规诉讼，由各大机构担任的受托人、管理人、保荐人、承销商、财务顾问等角色都面临着尽职履责的终极拷问，这与年中热播的司法类电视剧《底线》形成了某种呼应。到底什么是履职尽责的边界？动辄得咎与底线坚守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相关监管规章及自律规范以及大量司法案例，都在尝试回答这一灵魂发问。在经济下行房企爆雷的大背景下，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性更胜于前。财产权信托、破产服务信托、共益债、合作代建等成为金融机构化债工具箱中的新工具。熟练使用新老工具，一切为了有序化债，2023年这副担子依然很重。除了资产清收的多元化解决外，资金端的各类诉前调解机制也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笔者也有幸作为调解员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