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财产强制执行指南（二） — 自益信托的“击穿”

作者：尤杨丨闫北辰

本系列上一篇文章讨论的信托受益权的“代行权”执行，由于是代为行使被执行人（受益人）本就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因此是建立在承认信托效力、尊重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前提下的。本篇和下一篇讨论的则是如何否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也就是常说的“击穿”信托。本篇讨论自益信托的“击穿”，下一篇则讨论他益信托的“击穿”。

一、流动性与债权人撤销权

一般的合同属于交换关系，例如买受人支付价款换取标的物的所有权、承租人支付租金换取租赁物一定时间内的使用权。如果债务人订立交换关系明显失衡的合同（例如高价受让财产）造成其责任财产流失，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则债权人有权撤销该合同，这便是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与一般的合同相比，信托关系无疑更为复杂。首先，信托语境下也同样存在交换关系 — 委托人支付信托报酬，换取受托人提供管理运用信托财产的服务。如果这一交换关系明显失衡（信托报酬过高），委托人的债权人当然也可以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不过，信托报酬过高的情况在实践中其实不常发生，更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信托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债务人财产权的形态发生了变化，由资金、实物等直接的财产权变成了信托受益权。这种形态上的变化虽然不同于责任财产流失，但毕竟削弱了债务人财产的流动性，增大了债权人的执行难度。债权人能否以此为由要求撤销信托？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债权人如果特别依赖某项偿债财产，可以要求债务人设立担保物权。这样一来，即使债务人以该财产设立信托，债权人也仍可以直接执行该财产，不受信托财产独立性的限制^[1]。但对于不享有担保物权的一般债权人而言，法律只能确保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发生抽象价值层面的流失，财产形态的变化则属于一般债权人应当承受的风险，对此法律无法干涉，否则诸如定制机器设备、对企业投资等可能降低流动性的行为都面临被撤销的风险，对交易秩序的冲击显然过大。

当然，也可能出现债务人为了逃避强制执行，故意用高流动性的资产设立信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虽有必要保护债权人，但并非通过债权人撤销权，而应基于公序良俗认定信托无效（详见下文）。

二、信托的无效

（一）以逃债为目的设立信托

如上文所述，债务人设立信托的行为虽然可能降低了流动性、增加了债权人的执行难度，但并不因此落入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行为仍需接受公序良俗的检验。债权人撤销权是一种结果视角，关注的是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否流失；公序良俗则是一种目的视角，关注的是行为是否存在道德上不正当的目的。如果债务人之所以用高流动性的资产设立信托，甚至在信托文件中规定苛刻的信托利益分配条件，完全就是为了规避执行，那么这种行为就逾越了交易道德的边界。无论是基于《民法典》^[2]还是《信托法》^[3]，均可认定信托无效，进而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

（二）“被动信托”是否无效？

按照通常理解，委托人既然将自己的财产信托给受托人，就需要赋予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的权限。但实践中也常有相反的情况。在有些信托中，受托人只需要被动地执行委托人的指令，不具有任何主动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实务界普遍认为这种由委托人“过度控制”的“被动信托”是应当“击穿”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结论上没有太大错误，但仍需辨明其中具体的法律逻辑：

在资产管理领域，“被动信托”（即“通道业务”）常被金融机构用来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损害了金融监管秩序。监管层面上，《资管新规》已经明确禁止开展通道业务^[4]。民事层面上，《九民纪要》也否认了通道业务的信托效力^[5]。

不过，并非所有的信托都属于资管产品，家族信托便是最常见的例外。因此，我们也需要从金融监管的语境抽离出来，站在民商法的一般视角上评价“被动信托”的效力。在此问题上，笔者赞同中国政法大学赵廉慧教授的观点：“被动信托”本身并不是导致信托无效的原因^[6]。信托关系的核心应在于“物权”层面，即财产的移转与独立；至于“事权”层面，当事人基于自由合意对信托事务的决策权进行配置，法律并无禁止的理由。这类似于在公司人格否认的语境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公司责任财产是否流失、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而不是公司是否受到股东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既然不赋予受托人任何自主管理权限，委托人为何不直接亲自管理运用财产，何必大费周章设立信托？显然，这种异常的行为会引起针对行为目的的怀疑。如果“被动信托”客观上给债权人造成了执行困难，而债务人又不能对设立信托的目的作出合理解释，那么便可能影响法官的心证。一言以蔽之，在资产管理领域之外，“被动信托”可以作为委托人逃避债务的佐证，但“被动性”本身并不是信托无效的原因。

（三）以非法财产设立信托

“委托人以非法财产设立信托”是信托无效的法定情形^[7]。然而，“非法财产”这一概念太过朴素，深究起来会发现疑问颇多 — “非法”究竟是指该等财产本身的存在即为法不容（例如毒品、违章建筑），是指委托人取得该等财产的方式违法（例如欺诈所得的财产），还是指委托人对该等财产缺少民法上的所有权/处分权？对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又如何确定其是否“非法”？

以上问题虽颇有研究价值，但实益可能主要在于刑事追赃等方面。对于民事债权人来说，恐怕很难通过主张信托财产的非法性来实现自己债权的清偿，因为“非法财产”要么由国家没收或取缔，要么应当返还给第三人，很难出现将其重新归入委托人责任财产的情况。当然，如果申请执行人自己就是该“非法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人，自然可以基于物权请求权从受托人处直接取回，不受信托财产独立性的限制。

需要专门讨论的是货币。传统理论认为，为保障流通性、降低交易成本，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其占有人即为所有权人，即便非法取得占有亦无不同。但这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例如，夫妻一方发生婚外情，将夫妻共同所有的资金赠与第三者，后者又以该等资金设立信托，原配要求第三者返还资金^[8]。按照“占有即所有”规则，虽然道义上这笔资金不属于第三者，但其仍享有所有权，信托亦可有效设立，因此原配只能强制执行信托受益权，而不能直接执行信托账户中的资金。但这显然难以令人接受。笔者认为，对于资金“合法性”的判断，在保障货币流通性和不特定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也应兼顾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正义考量^[9]。在上例中，应当允许原配直接执行信托账户中的资金，这不仅保障了原配的权益、维护了婚姻伦理，也并不存在损害交易安全的问题^[10]。

三、不否认信托效力，可否“击穿”信托？

在信托效力被否定的情况下，信托财产当然不再具有独立性，债权人可直接对其强制执行。但信托无效的情形毕竟有限，在不否认信托效力的前提下，能否单独否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在个案中实现“击穿”信托的效果？这想必是许多债权人关心的问题。

现行法律没有对此给出直接答案。基于“参照最相类似之情形处理”的法律适用逻辑，不妨看看与信托同为“独立财产集合”的公司（法人）制度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在不否认信托效力的情况下将其“击穿”，类似于公司人格否认，但并不是公司的债权人要求执行股东财产的“正向人格否认”，而是股东的债权人要求执行公司财产的“反向人格否认”。我国公司法曾经只规定了“正向人格否认”，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增加了姊妹公司之间的“横向人格否认”^[11]，但“反向人格否认”仍未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个别案例支持“反向人格否认”^[12]，但各级法院总体上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13]。

对债权人而言，如果在无法否认信托效力的情况下仍希望“击穿”信托，却又苦于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那么主张参照适用公司的“反向人格否认”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不过，考虑到“反向人格否认”本身毕竟也没有直接的规范依据，就连公司法理论界对于“反向人格否认”应否制度化、如何制度化的讨论也远称不上充分，总体而言这个办法的风险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1]《信托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一）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依法行使该权利的”。

[2]《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信托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4]《资管新规》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

[5]根据《九民纪要》第93条，在《资管新规》设置的过渡期内（即截止2020年底），不得基于通道义务认定信托无效。基于反对解释的方法可以认为，过渡期届满后新开展的通道业务，应当认定信托无效。

[6]参见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08 – 309页。

[7]《信托法》第十一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三）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

[8]这个例子改编自2019年武汉中院裁判的“婚外第三者家族信托被执行案”，参见（2020）鄂01执异661号执行裁定书、（2020）鄂01执异784号执行裁定书。该案例中第三者是为非婚生子设立了家族信托（他益信托），但本文讨论的是自益信托的“击穿”，故将其改编成了自益信托。

[9]实际上，“占有即所有”这一规则本身在民法理论界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参见孙鹏：《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25页；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 — 反思民法上货币“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司法运用》，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6页。

[10]当然，如果受托人已经使用该资金与他人进行交易，则交易的效力不受影响，相对人亦可取得资金的所有权，此时原配可以强制执行受托人基于交易取得的财产。

[11]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2]参见陈林、贾宏斌：《反向刺破公司面纱 —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扩张适用》，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14期，第86页。

[13]参见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重点热点问题解读：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31页。